救市更要救舆论

　　【英国《金融时报》4月3日文章】救还是不救，已成为A股最大的议题。在这个言论角斗场里，不救论的代表，是《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其最新的“财经观察”中，她以“何必讳言‘不救市'？”为题，慷慨陈词：“股市自有沉浮，政府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也是市场监管者理当践行的基本准则。”

　　如此简单而直率的表态，代表了“市场派”大无畏的态度和真理在手的洋洋自得。中文字词向来就容易引发岐义和联想，如果胡舒立的“救”是指左右大盘指数，那么其言论尚可接受。如果把“救”理解为政府的管治(regulate)，那么“不救市论”则只能说是无知者无畏。因为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不论是作为事实描述，还是价值判断，放任自由的经济一直就是一种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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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著述，早已汗牛充栋。而去年出版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则让卡尔·波兰尼适时地来到中国。此书写于1944年，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以经济社会史的宏大背景，全面清算了“市场自发调节论”的天真和幼稚。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前言中所说的，波兰尼让人们感觉到，他是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的。他的观点，他的关切，是与1999年和2000年在西雅图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对国际金融组织的动乱者和示威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是一致的。

　　斯蒂格利茨对此书中心议题的概括是：自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ed market)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致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他还廓清了各种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新工业利益的婢女的，而这些利益又如何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选择利用的——当他们的利益有要求时，他们照样会要去政府干预。

　　后面一句尤其切中今日中国舆论的要害，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似乎成为一种不可亵渎的教条，而实际上，操起这个尚方宝剑的人，却有意或无意地促成了政策的偏向以及各利益群体的得失。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如果说“反对政府干预”的简单信念，曾经有过促进民营化、让国有资本退出市场的功绩，那么在今天，它也有可能成为改革前进的绊脚石。

　　因此，撇开种种模糊而情绪化的词藻，我们需要思考的真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插手市场，而不是该不该插手(插手一词有贬义，但从市场乃无形之手的比喻引申，插手是个好词。此处的确切含义即英文的regulate)市场。这一议题，也正是今日中国政策最大的症结：市场和政府的边界。

　　但凡讨论重大议题，汉语的模糊性，或者说语词的误读，常常让我深感愤怒，或者悲哀。以目前最热的词“救市”、“托市”、“政策市”等来说，没有一个不带感情色彩，一出口就有言外之意。围绕这些词而展开的争论，往往让真问题消失，既无助于学理辩论，也无法进行细致入微的考量。如果我们用regulate来代替，也许很多误解和争议都消失无踪。其实，即便译成“监管”，也有某种压迫感，稍微中性的翻译，或许是调控，或介入。

　　在各类著作中，regulate一词有各种译法，如管治、规制、管制或监管。《比较》杂志13期曾有一个监管的专题。按理查德·吉尔伯特(Richard Gilbert)的总结，regulate的主要方式包括公有化、专营权竞标、以成本为基础的价格监管、反垄断、分拆等等。

　　当我们具体讨论某个市场时，会发现regulate无处不在。中国许多产业的价格和市场准入已放开监管。而在成品油价格、电力等能源和资源市场，价格并未放开。在出租车运营、公共服务方面，市场准入和价格监管，也基本没有放松。而教育和卫生领域，更是市场最为失灵之所在。在这些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我们讨论的议题自然不是要不要监管，而是该如何监管。

　　在《大转型》中，波兰尼重点分析了三个市场，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他看来，与此前的社会形态相比，市场经济源自这样一种预期：人类以获取最大的货币所得为目标而行动。由此，生产、货物分配都被价格所控制。以此来看，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他称之为虚构商品。具体来讲，这是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所虚构出来的。

　　恰恰在这三个市场，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软肋暴露了出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价格——以及更广泛而言的投资者预期——表现出来的过度变动性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灾难。斯蒂格利茨说，自发调节的市场并不总是像它鼓吹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起作用。甚至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自由市场体系信仰的堡垒，都不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汇率，尽管它们从来没有给出一个内在一致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回到中国，年初修改的《劳动合同法》已引起诸多意见，张五常先生甚至发表九篇反对新法的文章。且不论此法的最终效果，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已是不容辩驳的事实。而说到房地产市场，最迟钝的相关者都明白，这里最大的受益人，恐怕不是开发商，而是政府土地部门。而说到货币，不论利率、汇率，还是存款准备金(其实是对银行商业行为的干预)，政府的手早已无所不在。

　　不论经济学理论，还是中国的现实，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市场不是要不要干预，而是如何干预？回到“救市”不“救市”，议题则应为：政府该如何regulate，而不是置身事外。装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只会让局势更为恶化。

　　在今日中国，认为政府应该干预的人，不会倒退到认为“计划经济优于市场经济”的地步，而信奉“市场自发调节”的人，恐怕也不会激进到认为“政府全面退出教育和医疗”的程度。所以，有意义的论辩，应该是具体到某个行业、某一领域，政府应该与市场达成什么样的关系。

　　在波兰尼那里，市场经济在欧洲逐步推广的过程，也伴随着所谓的社会转型，即社会针对经济的市场化而自发产生了旨在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他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作通向更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观稳定都太多地被当作改革的目标本身来对待，而波兰尼强调的是一些更基本的价值，比如免于饥饿、暴力和恐惧的权利。这些基本价值与自发调节的市场的意识形态之间有时无法两全。

　　马克思曾经以《哲学的贫困》回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卡尔·波普则以《历史主义的贫困》(又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回应马克思。今天，谨以“市场决定论的贫困”向思想导师们致敬。说实话，市场决定论是我在此生造的一个词，指代那些“市场无须干预”的天真信徒。